转载：各地水利告急退现制度缺失（《凤凰周刊》总第371期）
在2010年8月5日号的《凤凰周刊》里，《各地水利告急退现制度缺失》一文话音未落，8月8日舟曲就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特大泥石流灾害。原文摘录如下：
专家认为，尽管季风气候、水资源分布严重不均以及人口密度等自然因素，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水灾区之一。但是，除了天灾因素之外，近年来中国旱涝灾害频发的背后，亦存在水利设施年久失修、管理疏漏、地方贪腐等人为因素。
国家每年在水利方面的资金投入约为200至300亿元，这些资金几乎全部投给了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七大河流，其余中小水利设施资金均由地方自己负担。全国高度在15米以上的水坝约有86000多座，其中约有40%是病险水库，而病险水库中有99.9%是中小水库，中小水利设施的不受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建国后大兴水利之风曾改变了中国解放前“涝则汪洋一片，旱则赤地千里”的惨境，有力支撑中国农业发展。可是，自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发展重心转移，中国水库一直在“食老本”。截至2007年底，中国已建成水库总计约8.7万座，这些水库中只有827座是近30年修建的。
节选自：《凤凰周刊》2010第21期
2008年的“三鹿毒奶事件”发生后，不能说中国没有“杀鸡儆猴”：三鹿负责人被判无期；两名销售、使用三聚氰胺的男子被执行了死刑。然而就在“三鹿案”审理、宣判的同时，当年因为毒奶事件而辞职或者受到处分的中国政府官员则纷纷复出。
当时因“负有领导责任”而引咎辞职的国家质检总局原局长李长江去年12月底出任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专职副组长，今年3月更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并成为第十一届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
同样东山再起的还有当时被行政记大过的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督司原副司长鲍俊凯。此人到安徽升半级短暂“外放”之后也已经回京担任质检总局科技司副司长。“三鹿事件”发生时的河北省农业厅厅长刘大群则在受到记过处分之前就成了邢台市委副书记，并在第二年初当上了邢台市长。
– 吾国吾民
转载自：凤凰周刊
5月25日，在娄烦看看守所中，王俊才对记者自述了多年的奋斗以及最终的奋斗目标。
“世道就是不公道。我就是对社会有看法。有钱有势，社会就是你的，你不能不服。”32岁的王俊才，早已根据自己的“世界观”设计了个人奋斗目标–不择手段弄钱，用积累的财富将来替儿子买官做。
王的奋斗目标令办案民警觉得不可思议，称“王俊才对社会有着非常之深的成见”，但他们又认同“他是个好丈夫，孝顺的儿子，更是个好父亲”。
我的这些文物，大多来自官员家中。我感觉这些人家中才有好东西，现在送礼都不送钱，都是送这些的。高官家和老板家的区别很明显，有钱的人不一定有文化，所以比较少文物。煤老板家里感觉比当官的家中差多了。省级领导我不敢去偷。最好是市级领导，我每到一个地方，要先挑地段。当官的都选择路好的地方。每次进去以后，肯定先进书房，文物﹑字画大多在这里，快速地挑最贵重的拿几件，然后才到床底下﹑柜子里看看，有没有现金﹑金银首饰，没有就撤。各个地方比较，还是北京的官员家里文物最丰富。上海其次，太原比河北更差。我进去过的这些人家，10个人的家里，有8个人的家里放着保险柜。“搬家”的最佳时间，是在天黑刚亮灯的时候。夏天在晚上8﹑9点，冬天是晚上5﹑6点，因为当官的应酬多嘛，在这个时间段，走进小区，看到那家灯不亮，说明主人当天有应酬，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一般我不上5楼（作案）。卖楼的说得非常对，“金三银四”，这两层肯定是住最有钱的。面临开发的地方，当官的肯定有钱，因为开发商都想拼命揽下工程，虽然现在都实行招投标，但实际上都得拿钱顶。我喜欢盗窃官员，也是因为他是受贿来的，偷了以后，肯定不会报案。我从不偷穷人，文物贩子的家我也从来不去。他们这些人辛辛苦苦，多年才有点收藏。当然我也不是完全可怜穷人，也怕他们报案。人家是辛苦得来的东西，不像那些当官的，心里有鬼就不报案了。文物我一件也舍不得卖，我全部留给我的儿子，我想让儿子当官。我儿子聪明，淘气，记忆力挺好。每次看到儿子，我的决心更大了！我不想我的下一代走我的路，为了生活又偷又盗，也不想他做个普通老百姓，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做，我将来要给儿子一个好的环境，供他上学，供他走进政府部门。这就是一个关系网的社会。要想改变下一代，和下一代的下一代的命运，进这个关系网，走进政府部门。如果你是穷人的话，这辈子想当官﹑升官发财都不可能。但你当官的话，儿子那一代的命运就会改变，下一代的下一代的命运都会改变。老子不干了，儿子扶上去，儿子不干了，孙子又扶上去。我要将所有文物留给儿子，就是希望我儿子也能成为一名高官。如果有钱，想当官有什么当不了的？拿钱买呗。我会为儿子准备1000万元，从现在看，我儿子至少有60%的机会能成为官员。如果没有钱，就靠他的实力，他哪能当了官？现在有好多大学生，有了学历，还不是靠边站。我不想从儿子身上得到任何回报，只希望他能当一个好官，把这个社会改变了，不管他是市长还是县长，最起码他能公道。这个想法，我一直都有，最早在我弟一次入狱时出现。那时我想，哪天我结了婚，我要我的子弟当官。当了官，为老百姓真正做主。我感觉，我儿子能为老百姓做一件好事，我就没有白为他付出。我承认我的钱来的不正当，但这是一种生存方式。一人一个生存方式，一人一个奋斗目标。要是我当官，我还用得着去偷去抢吗？坐在家中就有人去送呢。我的这些文物，大多来自官员家中。我感觉这些人家中才有好东西，现在送礼都不送钱，都是送这些的。高官家和老板家的区别很明显，有钱的人不一定有文化，所以比较少文物。煤老板家里感觉比当官的家中差多了。省级领导我不敢去偷。最好是市级领导，我每到一个地方，要先挑地段。当官的都选择路好的地方。每次进去以后，肯定先进书房，文物﹑字画大多在这里，快速地挑最贵重的拿几件，然后才到床底下﹑柜子里看看，有没有现金﹑金银首饰，没有就撤。各个地方比较，还是北京的官员家里文物最丰富。上海其次，太原比河北更差。我进去过的这些人家，10个人的家里，有8个人的家里放着保险柜。 “搬家”的最佳时间，是在天黑刚亮灯的时候。夏天在晚上8﹑9点，冬天是晚上5﹑6点，因为当官的应酬多嘛，在这个时间段，走进小区，看到那家灯不亮，说明主人当天有应酬，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一般我不上5楼（作案）。卖楼的说得非常对，“金三银四”，这两层肯定是住最有钱的。 面临开发的地方，当官的肯定有钱，因为开发商都想拼命揽下工程，虽然现在都实行招投标，但实际上都得拿钱顶。 我喜欢盗窃官员，也是因为他是受贿来的，偷了以后，肯定不会报案。我从不偷穷人，文物贩子的家我也从来不去。他们这些人辛辛苦苦，多年才有点收藏。当然我也不是完全可怜穷人，也怕他们报案。人家是辛苦得来的东西，不像那些当官的，心里有鬼就不报案了。 文物我一件也舍不得卖，我全部留给我的儿子，我想让儿子当官。我儿子聪明，淘气，记忆力挺好。每次看到儿子，我的决心更大了！我不想我的下一代走我的路，为了生活又偷又盗，也不想他做个普通老百姓，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做，我将来要给儿子一个好的环境，供他上学，供他走进政府部门。 这就是一个关系网的社会。要想改变下一代，和下一代的下一代的命运，进这个关系网，走进政府部门。如果你是穷人的话，这辈子想当官﹑升官发财都不可能。但你当官的话，儿子那一代的命运就会改变，下一代的下一代的命运都会改变。老子不干了，儿子扶上去，儿子不干了，孙子又扶上去。我要将所有文物留给儿子，就是希望我儿子也能成为一名高官。如果有钱，想当官有什么当不了的？拿钱买呗。我会为儿子准备1000万元，从现在看，我儿子至少有60%的机会能成为官员。如果没有钱，就靠他的实力，他哪能当了官？现在有好多大学生，有了学历，还不是靠边站。 我不想从儿子身上得到任何回报，只希望他能当一个好官，把这个社会改变了，不管他是市长还是县长，最起码他能公道。这个想法，我一直都有，最早在我弟一次入狱时出现。那时我想，哪天我结了婚，我要我的子弟当官。当了官，为老百姓真正做主。我感觉，我儿子能为老百姓做一件好事，我就没有白为他付出。我承认我的钱来的不正当，但这是一种生存方式。一人一个生存方式，一人一个奋斗目标。要是我当官，我还用得着去偷去抢吗？坐在家中就有人去送呢。
最近一期的《凤凰周刊》标题内容是纪念蒋经国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推出了一系列的文章，让我对对岸的这位领导人有了些许了解。
其中印象比较深的是对蒋经国治国思路的解读，蒋经国治国笃信两点：发展民生和秘密警察。理由很简单，百姓吃饱了过好了就不会闹事。有秘密警察的存在就可以保证对国家的控制。我当然想到的又是企业管理，做企业恐怕也是这样的。“发展民生”对于企业来讲就是做好企业发展和激励制度员工就可以安心工作。而“秘密警察”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建立完备高校的信息采集系统，即领导要掌握大量一手信息。
有了发展民生和秘密警察这两点之后，蒋经国先生是怎么建立行政团队的呢？他采用的是构建专家型政府，此一点让台湾引以为傲很久。对应到企业管理，那就是构建中层团队和职业经理人了。
清明假期，抽空读了最新的《凤凰周刊》，因为敏感话题太多，所以不写在这里了，但了解到了一个名词的所指 — 亚细亚孤儿。原来它指的是数度和祖国母亲分离的宝岛台湾。
那么顺便就搜搜资料，罗列一下这个亚细亚孤儿的路程吧。
下面内容引自《凤凰周刊》2009年第八期，《奥巴马“亚洲新政”轮廓浮现》：
奥巴马对华政策整体的框架非常清楚。从其幕僚看，奥巴马政府中的支华派占相当大的比重：亚洲和中国首席顾问贝德、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深谙中国事务；副总统拜登到中国来过两次，对中国有相当了解；财政部长盖特纳会说中文；此外还有两个华裔部长，白宫秘书里也有两位华裔。
再重点看看这位会说中文的财长盖特纳：
与奥巴马一样，盖特纳童年的大多数时光都是在国外度过。他早年曾在中国、日本、泰国、印度和津巴布韦生活过，高中在曼谷国际学校就读，然后返美进常春藤盟校之一的达特茅斯学院，主修政府与亚洲研究；之后在约翰·霍浦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攻读国际经济与东亚研究，于1985年取得硕士学位。
看起来他更像一个“东亚问题专家”而不是财长，所以他最近被国会逼辞职也可以理解：那么年轻、又有一张娃娃脸、连个博士学位都没有、还是在亚洲长大的，估计国会那帮老家伙一定看他不顺眼。
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抉择。
—摘自《凤凰周刊》2008年第25期。
蒋家王朝在1949年仓皇败逃时，带走了故宫的古董字画、国库的金条珠宝，也带走了“光复大陆”的幻想。但是最为无价的是 ，其“抢救”走了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这些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这是这些知识分子，在风雨飘摇之际，在偏安一隅的孤岛上，让中国文化一脉相传。
从1948年12月初国民党中央政府派人到北平召集梅贻琦、胡适等北大清华校长教授开会讨论“抢救大陆学人”的实施办法。计划中有四种人必须“抢救”送赴台湾：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
1948年12月15日，第一批被“抢救”的学人就飞离了北平。此后一架一架的飞机将胡适、傅斯年、梅贻琦、钱穆等带去了台湾。但去的是少数，留的是大多数，事后统计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有60余位留下了。
短短一两个月的决策影响的是此后几十年的学界历史和个人命运，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们自不必说，去了台湾的也有很多饱受冲击乃至牢狱之灾，倒是那些去了东南亚或者美国的大多过的不错，比较自由的做着自己的学术。
上面是《凤凰周刊》的摘选，我选它是两点感受。
第一，影响个人一生的往往是一两个决策而已，而这一两个决策又往往是盲目的。就像那些知识分子们在1948年末的一两个月里的去留决定一样，他们做决定往往只是凭个人的义气而不是统揽全局的分析。
第二，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最容易倒霉，无论此岸彼岸，只要是乱世，知识分子就容易倒霉，因为他们经常为理想活着，而不是依世事活着。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低头、顺从、变通，但就是不会那么去做。即使真的低头、顺从了，带来生活的安逸也不及精神的痛苦直接。乱世是给枭雄的舞台，不是给知识分子的。
《凤凰周刊》每月三期，占据了我觉得部分闲暇阅读时间，足见我对它的喜爱。
本人住在北京，说一下在北京如何订阅《凤凰周刊》吧。从2008年始，北京可以通过邮局订阅和小红帽订阅。这两种方式显然比《凤凰周刊》里面刊登的邮寄订阅要经济的多，也简便很多。
从我2007年底去订阅的感受来讲，邮局虽然可以订阅了，但其员工显然并不熟悉，我去询问了一次，他们居然告知我邮局不能订阅凤凰周刊。后来电话咨询得知可以订阅，是业务员还不知道。所以我从小红帽订阅了2008年度全年的《凤凰周刊》，方便，上门收费，上门送发票，投递到邮箱。除了有时候会晚两三天，以及会在封面上鞋子外，都挺好的。
所以总结一下如何订阅凤凰周刊吧。
都挺方便的，大家来和我一起阅读吧。
顺便说个事情，去年底我知道《凤凰周刊》可以方便订阅后很高兴，但发现邮局的人也不知道可以订阅了，身边的朋友也不知道。而且在百度搜索“凤凰周刊”根本找不到像样的东西！太土了！于是想帮他们做做网站和推广，联系了人家，联系了人家不想做，说要低调。有意思。